如果家里请您来写哥哥追悼会悼词，或者是给姐姐、弟弟、妹妹的悼词，请先用这一页上简单的五段式模板，再从照着它写成的六篇完整讲稿里借用。您不必从一张白纸写起。您需要的是那辆车的后座：谁抢到了靠窗的位置，是谁先招惹的谁，还有那些长途车程里，你们为了熬时间玩过的游戏。追悼会上，坐过那辆车的人寥寥无几；如果父母还健在，您一边讲，可能还得一边留意着他们。
下面是六篇完整的追悼会讲稿，每一篇后面都附了一小段说明，说说它好在哪里。一位妹妹，在哥哥久病离世之后为他发言。一位哥哥，在妹妹突然离世之后为她发言。一位快八十岁的老太太，为相伴了一辈子的姐姐发言。一位弟弟，为多年受成瘾困扰的哥哥发言。一位妹妹，为一个早已疏远的哥哥发言。还有一位，是因为父母开不了口，才替他们站了出来。六篇都由同样的五个部分搭成，所以您也能搭出自己的那一篇。
只有兄弟姐妹才说得出的话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兄弟姐妹是一生中持续最久的一段关系。如果您是年纪小的那一个，这段关系开始于您最早的记忆之前，而且按理说，它还要在父母离开之后再走很久。要把这么多东西装进短短几分钟，并不容易，而有四件事，让这篇讲话和其他任何悼词都不一样。
童年，由您保管。您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，是极少数在您的童年里一起生活过的人之一：同一个家，同样的规矩，同一张饭桌。如今，其中有一部分，只剩您一个人记得。追悼会上，能讲出这些故事的人没有几个。
父母可能就坐在第一排。如果他们还健在，这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您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会最先落到他们心上。一个关于少年时半夜溜出去玩的故事，在朋友之间能逗得大家一笑，当着您母亲的面讲，听起来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把每一句都读一遍，问问自己：这句话，我能不能当着她的面说。
从小到大的较劲，也是真相的一部分。屋里大多数人都知道你们吵过、打过，或者猜得到：抢卫生间，抢电视，争到底轮到谁。把这些全删掉，讲话剩下的部分反而更难让人相信。讲一次吵架，讲得厚道一点；如果可以，挑一次您输了的。
您一边伤心，一边还在照顾所有人。打电话通知亲友的，陪着父母坐着的，挑音乐的，去开门的，往往都是兄弟姐妹。您自己的悲伤，只能分到这一夜剩下的那一点。这很正常，也是这篇讲话这么难开头的原因之一。同一个星期里，您不必既是全家最稳的那个人，又是全家最会写的那个人。
哥哥追悼会悼词模板：姐姐、弟弟、妹妹同样适用
志刚、晓雯、淑珍、海涛、家明和小磊，还有为他们发言的兄弟姐妹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人。这些讲稿是专为这一页写的，用来演示模板怎么用，所以请借走它们的顺序，别借那道坡，也别借那锅红烧肉。
兄弟姐妹的悼词，可以照着一个简单的五段式模板来写，下面六篇都是照着它搭起来的。今晚您就能把它填好：
- 开头。你们俩共同拥有的一个地方或一个时刻；如果有一件难说的事实，就把这件事平平地说出来。
- 共同的童年。你们俩都还没长大之前的一两个故事。
- 他们后来成了什么样的人。那个成年人，用一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讲。
- 只有您知道的那件事。屋里从来没人听过的事，或者从来没人把它们串起来的事。
- 最后一句。请全场去做的一件事，您自己从今以后要做的一件事，或者一句朴素的谢谢。
第一篇是这样把它填满的：
- 开头，是车库后面那道坡。
- 共同的童年，是跑到邮筒的比赛。
- 他后来成了什么样的人，是向阳中学的数学老师。
- 只有她知道的那件事，是那个本子。
- 最后一句，请全场去陪着某个人走一段。
先按谁为谁发言、为什么发言来挑，再按长度挑。每一篇换了名字之后，也都能反过来用：写久病的那一篇，可以给因癌症离世的姐姐；写突然离世的那一篇，可以给哥哥或弟弟。用缓慢、平稳的语速来念，每分钟约两百字，这样下面每一篇大约三到四分钟。在天主教的殡葬弥撒上，追思的致辞通常安排在接近结束的时候，需要神父同意，有些堂区还会限制长度，或者要求先看讲稿。请尽早和堂区沟通；守灵的时候，或者仪式之后的聚餐上，可以讲得长一些。
如果想从一张白纸开始，把整套方法走一遍，请看我们的悼词写作分步指南。如果您要写的是父亲或母亲，另有单独的母亲悼词范文和父亲悼词范文。
妹妹写给因癌症离世的哥哥
慢速朗读约三分半钟。
我哥哥志刚教我骑自行车，是在榆树路那排车库后面的那道坡上，那年夏天我六岁，他十一岁。他在后面扶着车座跑，一路喊着：“我扶着你呢，我扶着你呢。”一直喊到坡底。到了坡底，我一把抱住电线杆，回过头想谢谢他，他却还站在坡顶上，两只手插在兜里。他在第一个井盖那儿就松手了。
那天我一直到吃晚饭都没理他。他说：“你根本不用我扶着。你只是得以为我扶着。”我去跟妈告状。妈说这话说得很有道理，结果他得意了整整一个星期，谁都受不了他。
这就是志刚。一半是智慧，一半是显摆，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碰上的是哪一半。
从那个夏天起，他就管我叫“电线杆”。我毕业那天，他叫我电线杆。我结婚那天，他在致辞里当着一百二十位客人，还叫我电线杆。很多年里，我们天天从院门口跑到邮筒比赛，他在一个本子上记分；大概十二岁那年，我开始赢了，那个本子就不见了。今年五月，在医院里，他把本子还给了我。原来我每次回家，他都接着记。我领先四十二场，而在我赢的每一场旁边，他都写了同两个字：下坡。
他长大以后，成了大家从那个男孩身上就能猜到的那种人。他在向阳中学教了二十六年数学。他能把分数讲得好笑，他记得每一个坐在他教室最后一排的孩子的名字，因为他自己当年就坐在每一间教室的最后一排。
最后这三年，他得了癌症。他在候诊室里改作业。他给每一位护士都起了外号。最后那个下午，他还叫了我一声电线杆，声音很轻，因为当哥哥的架子还得端着。
最后这几个月，换成我走在他身边。走过医院的走廊，走上他家门口那三级台阶，八月里沿着海堤去看海。我挽着他的胳膊说：“我扶着你呢。”每一次，他都说：“骗人。”然后我们俩都笑了，因为这一次，我们都知道我不会松手。
如果大家想为志刚做一件事，那就去找一个快要站不稳的人。家里的孩子，隔壁的邻居，向阳中学新来的那位老师。走在他们身边。告诉他们：我扶着你呢。然后，别学我哥，是真的扶住，别松手。
哥，四十二场。不是每一场都是下坡。
一个坡上的下午撑起了整篇讲话，而且它一再回来：那个外号，那个本子，还有那句“我扶着你呢”，在结尾被倒过来说。病只用一句平实的话带过，接着就是这个人本身，这等于告诉全场：可以稍稍放松了。而那份调侃，在最后一句里被轻轻地还了回去。
哥哥写给突然离世的妹妹
约三分半钟。它没有提到原因，所以无论发生了什么，都可以用。
我是晓雯的哥哥。我比她大四岁，三十四年来，我一直以为，我在这个家里的差事，就是挡在我妹妹和一切可能伤害她的东西中间。我本该在很多很多年以后，才站到这里来，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讲话。顺序错了。
这份差事，我从一开始就很当真。整整六年，每天早上我送她上学，都走在人行道靠马路的那一边，因为爸说，男子汉就该走那一边，而我九岁，很想当个男子汉。我挡在她和老何家的狗中间，那条狗又小又老，从来没咬过人，可我们俩当时都不知道。她十五岁那年，我在黑漆漆的楼梯上坐着，一直等到听见她第一个男朋友把她送到楼下。
这些，她一样都不需要。她长成了我认识的人里最能干的一个。三十一岁，她就开了自己的宠物医院。这座城里一半的人，都曾把一只吓坏了的猫装在纸箱里递到她手上；当年躲在我身后、怕老何家那条狗的小姑娘，后来挑一下眉毛，就能让一条六十公斤的大狗安静下来。
从星期二到现在，大家一直在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，这让我对过去这八年的看法完全变了。
她的朋友周敏告诉我，八年前我丢了工作，那段时间，晓雯每个星期天晚上都给爸妈打电话，说我挺好的，让他们别担心。然后每个星期一晚上，她再打给我，确认我是真的挺好。我一直以为，星期一的那些电话，是小妹需要她的哥哥。不是的。
周敏还告诉了我另一件事，是在厨房最里头，笑着说的。长大以后，只要我和晓雯一起走在路上，晓雯都会不声不响地把我换到靠里的那一边。每一次都是。我从来没发现。这么多年，一直是我妹妹走在靠马路的那一边，替我挡着。
爸，妈：她不止一次说过，她身上最好的东西，都是从你们两个那儿来的。她说得对，我想让你们今天从我嘴里听到这句话。
所以，到了三十八岁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一直被照顾的人是我。我猜在座的各位，有些人身边也有这样一个人，也一样没发现。别像我这样，等到这种时候才知道。去看一看，是谁一直在替你走靠马路的那一边，趁他们还听得见，跟他们说声谢谢。
晓雯，以后靠马路的那一边，我来走。替他们每一个人走。
这篇讲话刻意从头到尾不解释这场离世。它不说原因，不追问，也不试图给出任何交代，所以无论发生了什么，这些话都用得上，屋里也没有一个人被要求去想那一天，而不是那三十四年。保护者发现自己才是被保护的那一个，这个转折，把“顺序错了”变成了一样全场可以带回家的东西。写给父母的那句话故意很短：它给了他们一样可以留着的东西，又没有让他们成为全场的焦点。
妹妹写给相伴一生的姐姐
约三分半到四分钟，由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，写给她的姐姐。
我姐姐淑珍比我大三岁，这件事她从来没让我忘过一次。我七岁的时候没有，上个月也没有，那时我七十八，她八十一，她跟护士介绍我，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小不点儿。”
我们俩从小就是反着来的。淑珍爱整洁，我不爱。淑珍会唱歌，1957年，合唱队的老师很客气地请我只张嘴、别出声。淑珍一辈子都住在这座城里，住在同一条街上，在同一家肉铺买肉。我十九岁去了北京，六十岁才回来，她到火车站接我，说：“哼，你这一趟，走得可够久的。”她嫁了个闷葫芦，我嫁了个大嗓门，我们俩都觉得对方犯了个天大的错误，结果我们俩都错了。
七十八年来，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人家以为，我们这个岁数的姐妹还这么亲，是因为不得不亲。我们亲，是因为她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有意思的一个。自从我回来，等到我们俩都是一个人过日子了，差不多每个星期，我们都沿着河边的小路走到桥头再走回来，一路吵到底，然后在那家关门太早的茶馆里喝一壶茶，再为它关门太早吵上一架。
我一直放不下的，是这件事。除了我，淑珍是这世上唯一还记得我们父母那个家的人。青石巷31号。那栋房子1974年就拆了，今天在座的，几乎没有人进去过。下雨天，大门会卡住，得先往上抬一抬，再往里推。母亲把交房租的钱放在一个茶叶罐里，罐子盖上画着一艘帆船。父亲的椅子摆在窗户边上，谁都不许坐。他每次一出门，淑珍就去坐，每次都被逮个正着，因为她从来记不得把坐垫放回原样。
两个星期前，在安宁病房里，她醒过来，问我厨房是什么颜色的。我说绿的。她说：“是蓝的。你从来什么都不留心。”然后我们俩为这件事吵了二十分钟，吵得很开心，压着嗓子，两个老太太，为一间五十年前就没了的厨房吵架。这世上能吵这一架的，就剩我们两个人了。
现在只剩一个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做那个留下来负责记住的人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我想，意味着你自己变成了那个家。大家会把只有淑珍和我才答得上来的问题拿来问我，我会一个人回答，有些日子还会答错。所以这个冬天，我要把它们全都写下来：那扇门，那个茶叶罐，那把椅子，那个坐垫。谁来问，我都讲给他听。
厨房是绿的，姐。对不住啦，我的好姐姐。是绿的。
姐妹之间的讲话，最容易的入口就是“反着来”，因为屋里每个人都看着你们俩意见不合，看了几十年。剩下的交给那个家。到了这个年纪，兄弟姐妹往往是唯一还记得一整个家的人，而从那个家里拿出来的三件小东西，能把全场带到一个他们从没去过的地方。用那场老拌嘴收尾，让姐姐的声音最后一次留在屋里。
写给多年受成瘾困扰的哥哥
约三分半钟。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成瘾物质，也没有说他是怎么走的。
我哥哥海涛，成年以后的大半辈子，一直受着成瘾的困扰。在座的各位都知道，所以我在一开头就把它说了，然后就放下。它是他人生的一部分。但它不是他这个人，也不是我今天站在这里要讲的东西。
首先，有几句话是说给我们家里人的，也说给那些一直陪着的朋友。这很难。有过半夜打来的电话。有好几年，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座城市。那些年里，妈一直给他铺着床。爱海涛，需要你们每一个人付出很多，而你们一直在爱，爱了二十年。这种事没有人发奖，所以我把它大声说出来。你们做到了。他知道你们做到了。
现在，说说我哥哥。海涛会做饭。不是做得好。是做得绝。他能走进您家，把每个柜子都打开，用半个洋葱、两个西红柿和一碗剩米饭，做出一顿比您原本打算做的强得多的饭。他是在奶奶的灶台边学会的，一辈子没照过菜谱。
我们还小的时候，妈上夜班的那些晚上，晚饭都是他做。煎鸡蛋，整整一年，天天都是，因为十一岁的他只会做这个。他把我的那份盛在盘子里，旁边放一张叠好的餐巾纸，像饭店里的服务员一样，喊我“老板，您慢用”。那年我七岁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哪家饭店都没被这么伺候过。
二十个年三十，年夜饭上那锅红烧肉都是他做的。有几年他中午就到了，有几年下午四点才到。有那么一两年，他根本没来，我们就说超市买的现成的也挺好，谁都不信。等他真进了门，整个家都变了。他脱了外套，撸起袖子，说：“行了。这锅是谁给糟蹋的？”
最后这四年，他在和平路的社区服务中心做早饭，谁来都给做。吃过他做的早饭的人里，有几位今天就在这儿。今天早上，你们当中有一位在门口告诉我，很久以来，海涛是第一个看着您的眼睛、问您鸡蛋要煎老一点还是嫩一点的人。这就是我哥，一点不差。
我不打算告诉大家，他这一生是一场悲剧；我也不打算告诉大家，它有一个圆满的结尾。那是他的一生。它很难，而且里面满是被他喂饱过的人。
今年过年，家里总得有人来做这锅红烧肉。会是我，会做得不对，然后会有人凑到锅边说：“行了。这锅是谁给糟蹋的？”那一瞬间，就会是他。
有三个选择，让这个难说的真相保住了体面。只说一次，说在前面，说的是人，不是病：他一直受着成瘾的困扰。给家人的疲惫单独留一段，让扛得最多的人听见自己被看见，又没有任何人被评判。然后把剩下的全部篇幅都给这个人：他的手，他的厨房，那些被他喂饱的人。那些艰难的年头也在这篇讲话里，就藏在那锅红烧肉里，没有一个字是责怪。
当你们早已疏远
约三分钟，一位妹妹写给多年几乎没有说过话的哥哥。
我和我哥哥家明，已经十一年没有好好说过一次话了。没有什么大吵。有一场婚礼，我们俩当中有一个没去；后来有一个搬去了别的城市；然后就是一段很长的沉默，我们俩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破。就是这些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提起它。
我手里有的，是那个男孩。原来，这已经很多了。
家明比我大两岁。我五岁那年，他在爷爷奶奶家院子的最里头，用一扇旧门板、两块木托盘和一块绿桌布，搭了一个秘密基地。他定了一条规矩：女生不许进。接着又定了第二条：我不算女生，因为我是站岗的。我站了六个夏天的岗。我的任务是放哨盯着爷爷，还有管饼干。
我八岁出水痘，妈不让他进我屋，他就坐在门外，给我把一整本《金银岛》念完了，每个角色都换一个声音，连那只鹦鹉都有。他念了九天。他从来没跟他的朋友说过。
我十岁那年，踢球砸碎了爷爷花房的玻璃，家明跟爷爷说，是他踢的。他被扣了一个月的零花钱，而且一次都没拿这件事来压过我，吵架的时候也没有。
他后来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不如在座的很多位了解，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听。他球队里的一位队友告诉我，三十年来，每场比赛结束，都是家明留下来摞椅子、锁门，好让别人都能早点回家。
这个故事，我一听就认出来了。那就是坐在我卧室门外的那个男孩，长大了。
我们家有一条关于吵架的规矩。谁先伸出小拇指，谁就是道歉的那一个，另一个必须跟他拉钩。这是家法。每一次，都是家明先伸。每一次，整整十五年，哪怕是我的错，而大多数时候都是我的错。我一次也没有先伸过。
所以，哥。这是我的小拇指。这一回，我先。
那段距离只占了开头的三句话，也没有责怪任何人，之后这篇讲话就属于那个男孩了，这让全场可以安心地听下去。成年以后的那些年要是很单薄，证据就在童年里，而队友讲的那一个故事，只用来证明那个男孩和那个男人是同一个人。结尾是一件很小的事，是说话的人自己现在还做得到的：这一回，她先。
当父母无法开口，由您代为发言
约三分钟，一位姐姐代表父母，写给弟弟。
我叫陈静，小磊是我弟弟。今天早上，我是替我爸妈来讲的，他们就坐在第一排。他们让我来讲，因为今天要他们站起来，对谁来说都太难了。所以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是他们的声音，只是偶尔，才是我自己的。
在说任何别的之前：丽华，朵朵，小宇。他首先是你们的。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不是要从你们身边把他拿走一分一毫。
有一个故事，从我记事起爸就一直在讲，他希望今天也讲一讲。几个孩子里，唯一跟他吵架吵赢过的就是小磊，那年他九岁。吵的是蝙蝠到底是不是鸟。爸希望大家知道，这种事再也没有发生过。小磊却一口咬定发生过，每年过年都要说一遍，说了三十九年。
妈总说，他小时候是她几个孩子里最好带的一个，长大了是她认识的最善良的男人。
我能补充的，是这十年小磊对爸妈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因为我是亲眼看着的。他住得离他们只有十分钟，他做到了让他们从来不用开口要任何东西。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，他都去给他们修剪门口那排冬青。他知道妈爱吃哪种饼干，放在柜子的哪一层，下班路上就顺手把东西买好了，连单子都不用。二月下大雪那天，早上七点他就拿着铁锹到了他们门口，那时候他们俩谁都还没拉开窗帘。每个星期天，他都留下来喝一杯他其实并不想喝的茶，因为爸想跟他讲新闻，小磊就让他讲，从头讲到尾。
我们小的时候，他走到哪儿都跟着我，我天天抱怨。他跟着我去公交车站，跟着我去同学家，有一回一路跟我到了牙医那儿，在候诊室里坐了一个钟头，就为了能陪我走回家。现在要是还能被他跟着，我愿意拿很多东西去换。
爸，妈，今天这屋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因为你们养大的这个人才来的。这是你们做到的。
我代表爸妈，也代表我自己：谢谢大家为他而来，谢谢这个月的卡片、送来的饭菜和一个又一个电话。
如果是您被请去做这件事，有几样东西比写得好不好更重要。如果您的兄弟姐妹有配偶或伴侣，或者有孩子，在追悼会的各项决定里，通常是他们说了算，所以讲之前，先跟他们核对一遍要讲的故事，并且早早说出他们的名字，就像陈静那样。问问父母，他们最希望全场知道什么，什么绝对不能说。父母往往知道哪个故事会伤到屋里的某个人。当天，站在他们看得见您的脸的地方。
两篇著名的手足悼词，好在哪里
有两篇著名的手足悼词，让人看到只有兄弟姐妹才能在葬礼上做到的事。
1997年9月6日，在戴安娜于巴黎车祸中去世六天之后，第九代斯宾塞伯爵查尔斯·斯宾塞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上，为他的姐姐致悼词。他是她的弟弟；他们俩是家里最小的两个孩子。除了公众眼中的那个女人，他还认领了私下里的那个她：他童年里的大姐姐，周末坐火车往返于父母两边家里的那些旅程，还有他最后一次见到她，是在伦敦，在她生日那天。他回忆起“在我还是婴儿时，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的大姐姐”。他也提醒人们，不要把她变成一位圣人。
斯宾塞说过，他的初稿是一份中规中矩的清单，列的是姐姐小时候擅长的事。他把它放到一边，认定自己的职责是替她说话，然后用了大约一个半小时，写出了他当天念的那篇讲话。2026年9月，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她的回忆录，书名可译作《天鹅之歌：戴安娜，我的姐姐》（Swan Song: Diana, My Sister）。
史蒂夫·乔布斯于2011年10月5日去世。10月16日，在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举行的追思会上，小说家莫娜·辛普森为她的哥哥致悼词。她是作为独生女长大的，直到25岁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哥哥，所以没有共同的童年可讲。她没有去赞美他的天才，而是讲了他肝移植之后的样子：推着一把椅子，沿着医院的走廊往前走，数着自己的步子，每天比前一天多走一点。2011年10月30日，《纽约时报》以《一位妹妹为史蒂夫·乔布斯致的悼词》（A Sister's Eulogy for Steve Jobs）为题，刊登了全文。
兄弟姐妹可以认领那个全场其他人从没见过的、私下里的人，而一份罗列成就的初稿，是可以放到一边的。一个小而准确的细节，比如走廊里的一把椅子，比再多的赞美都有分量。如果您是很晚才认识自己的兄弟姐妹，或者和他们失去联系很多年，辛普森的讲话告诉您：您要说的，依然足够。
找到你们自己的手足故事
先从只有兄弟姐妹才有的素材开始。挑讲稿之前，先回答下面这几个问题。
- 你们睡在哪儿，坐在哪儿？那间合住的卧室，那张上下铺，那些长途车程。很多手足故事，都是从这几个地方开始的。
- 哪一次吵架，后来成了家里的笑话？就是父母到现在还在讲的那一次，还有从中诞生的外号。它往往是最好的开头，因为全场早就知道结局。
- 关于你们的父母，有什么事是你们俩知道、别人都不知道的？父亲开车时怎么唱歌，母亲生气的时候说什么。这些素材只有你们俩手里有，它属于这篇讲话。
- 谁替对方背过黑锅？打碎的窗户，不见了的饼干。兄弟姐妹会把这些账记一辈子，看一笔陈年旧账当众了结，全场都会很开心。
- 哪件事，他们最不愿意您讲出来？然后诚实地判断一下，它是不是足够亲昵，值得照讲不误。如果它会让他们在自己的孩子面前难堪，就别讲。
还有两步，都是兄弟姐妹特有的。如果您还有别的兄弟姐妹，请在那天之前，和他们商量好要讲哪些故事。你们每个人长大的那个家，都略有不同，而追悼会不是发现这一点的地方。然后定好您讲话的时候，由你们当中的谁坐在父母身边，这样您就不必一个人站在前面看着他们。
趁他们还听得见，把话说出来
晓雯的哥哥是在她走了以后，在一间厨房里，从她朋友嘴里听说那些星期一的电话的。如果您还有一个健在的兄弟姐妹，您对他们的看法，他们可以亲耳从您这里听到。您不需要什么由头。现在就给他们讲一个你们童年的故事，趁他们还能跟您争一争，您那个版本对不对。没有理由地跟兄弟姐妹说这些话，可能会觉得别扭。照样说。几行实在话，讲一个你们俩都记得的夏天，就够了。他们会留着的。
在 Goodbye App 上，您可以给一位还在身边的兄弟姐妹写一封信，加上一段您自己声音的录音，再选好它通过电子邮件寄出的日子和钟点：今天晚些时候，他们生日那天，或者最远三十年以后。在寄出之前，它始终私密；它免费，有网页版和 Android 版。如果您以前从没录过自己的声音，我们的怎样给家人留一段录音讲了简单的几个步骤。
如果您自己要致悼词，也可以提前录下自己念它的声音，这样那位随时准备替您念的人，就能听出您的节奏。
常见问题
兄弟姐妹的悼词该讲多长？如果您的父母或其他兄弟姐妹也要发言，您的就控制在两三分钟。如果您的是主悼词，就讲三到五分钟，慢慢地念。上面六篇都在三到四分钟之间；一分钟的版本，以及背后的字数算法，请看我们的简短悼词范文。
我必须说出哥哥是怎么走的吗？不必。您不必说出哥哥是怎么走的。如果家里人同意说出原因，就说一次，说得平实，不讲细节，然后回到他的一生。上面第二篇讲话就是一个例子：讲一场突然的离世，却完全不做解释。
如果我们早已疏远，该说什么？在开头说一句诚实的话，不带任何责怪，然后讲你们共同拥有过的那段童年。不要解释那段距离，不要为自己辩护，也不要暗示是谁的错。需要知道的人，早就知道了。第五篇就是专门为这种情况写的。
我父母没办法开口。我该怎么替他们讲？问问他们最希望全场知道什么，什么绝对不能说，然后站在他们看得见您的地方。先跟您兄弟姐妹的伴侣和孩子核对一遍要讲的故事。第六篇就是这样写的。
这些能用在姐夫、妹夫、嫂子或弟媳身上吗？可以。用一句话说清他们是怎么走进这个家的，借用第五篇里“倾听”的那一段，也就是由一位朋友补上成年岁月的那一段，然后把最后一句留给您自己那位刚刚失去伴侣的兄弟姐妹。
在姐妹的葬礼上，可以讲得好笑吗？可以，只要她本来就是个有趣的人，或者你们俩在一起时是这样。调侃，是兄弟姐妹能带进这个屋子的最真实的东西之一，只要她自己也会跟着笑，并且没有拿任何一个在世的人开涮。我们的不落俗套的追思会发言范文里，有一篇就是专门为了让人笑而写的，也讲了什么时候幽默不合适。
讲到一半，嗓子哽住了怎么办？那就由别人替您讲完，这完全没关系。在仪式开始之前，约好一位替补和一个暗号，往往是另一位兄弟姐妹，我们的念悼词时不落泪的方法里讲了怎么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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